1850再造中华_第7章 求助天地会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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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7章 求助天地会 (第5/5页)

朝都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。

    康熙末期,罗马教廷认为华夏教民祭祖祭孔,有违基督教义。康熙闻之大怒,开始在国内禁止西方传教士。

    雍正帝登基后,鉴于传教士曾参与皇位争夺,开始厉行禁教。

    自此之后,西方传教士开始转入地下,在教民掩护下秘密传教。

    乾隆年间,官府破获多起教案。传教士乔装打扮,甚至深入到山西内地,令乾隆帝震惊不已。

    嘉庆、道光以来,国内民变四起,西方传教活动更加活跃,清廷对禁教更是有心无力。

   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,根据中法《黄埔条约》,西方传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内自由传教。实际上,传教士的活动早已不再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。

    洋人虽然至今不能进入广州城,但传教士却早已进入广州,在城内修筑教堂、学校、福利院、医院等,吸引了上千名教民。

    福济堂是座天主教堂,归法国人所有。此时,法国总统为路易.波拿巴,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。

    波拿巴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,当选总统后对教会投桃报李,大力支持教会的对华传教活动,甚至叫嚣“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”。

    广州百姓对教民恨之入骨,而福济堂正是教民的庇护所,也是法国天主教在华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大本营。

    法国传教士为了吸引百姓入教,无所不用其极,教民良莠不齐。王大彪劣迹昭彰,在法国人庇护下竟然成了教民首领,由此可见教民群体的质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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